一、引言
无论是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还是东方的春秋战国时期，一对多的公共情境下的口语传播在教育及生活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文化中，对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是从小抓起的，无论是在选举现场、毕业典礼上，还是在普通宴会、大小仪式上，都会有人演讲或致辞。而在东方文化下，面对公共的演讲却并不多见。近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越来越注重口语表达的重要性，无论是课堂上的报告，还是一些公司的年会，都会采用现场口语表达的方式，大众媒体上也出现了《奇葩说》《金星秀》《吐槽大会》《我是演说家》等一系列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对口语表达的重视和实践，丰富了东方文化的公共情景下口语传播的研究素材，但目前研究理论多来源于西方，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对语言表达存在较大影响，因此学者需要考虑东方文化背景，进行理论创新，以更好地促进国内口语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二、西方公共情境下的口语传播理论
西方公共演讲的历史颇为久远，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已经非常重视演讲的作用。演讲在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就是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整本书是对柏拉图口语传播过程的记录。在一篇名叫《斐德罗篇》的文章中，柏拉图指出演讲的目的是通过语言的力量来建立社会秩序，他认为演讲者应该在了解听众、事情真相、语言功能的基础上，利用说服技巧和逻辑开展演说，其目的是追求真理、崇尚道德。［1］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演讲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述，但相较于柏拉图对演讲的正面态度，亚里士多德的态度较为负面。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修辞学》中，他将演讲分为了法律性、政治性、意识性3种类型，并根据不同的类型对演讲的听众、时间、目的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讲是一种诡辩，因此他认为对演讲风格和演讲者的表达不值得进行系统性的论述。［2］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虽然对公共演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但缺少对演讲者主体的系统性论述。在《论演说稿》中，西塞罗强调演说者主体素质的高低决定演讲水平的高低，他认为一个优秀的演讲者必须是一个博学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有广泛的涉猎和了解。［3］昆提利安在《演说原理》中也强调了演说主体的重要性，他认为道德对演说来说至关重要，而道德的培养要从孩子抓起。［4］
古罗马时期之后，西方对公共演说的研究陷入了长久的沉寂，直到18世纪，随着演讲运动在英国的兴起，对公共演说的理论研究又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与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一样，谢立丹认可表达的重要性，相较于对演讲文本的分析，谢立丹更注重如何去表达，他认为情感基调、表情、手势以及声音对演讲来说都至关重要。在《演说术讲座》中，他就强调了正确发音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对演讲者开展声音上的训练，同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也相当重要，也要在演讲之前开展训练。［4］不难看出，谢立丹对演讲的关注集中在了外在方面，对文本和内容的关注比较少。在之前的理论中，学者对公共演讲的分析多停留在技术层面，如分析文章的谋篇布局、强调说服技巧、注重肢体表现等，这些理论都停留在了对公共演讲的表面分析上。乔治·坎贝尔则更进一步，在《修辞哲学》一书中，他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说服效果，认为对演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
20世纪之后，广播电视的出现使得公共传播从狭义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转变为包含大众媒体在内的更为宽泛的定义。1925年，学者威切恩斯根据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对演讲的相关观点，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构建出一套分析演讲的框架，被后来的学者命名为亚里士多德批评，被公认为是演讲领域中的第一个批评方法。威切恩斯对演讲者的人格特质、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人格特质、演讲对象的特质进行研究，根据主体和受众的不同，确立演讲内容、语言风格、表述方式等，这是一种对演讲主体格外关注的批评方法，但对听众的研究和重视不足，显得权重有些失衡。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广播电视的背景下，电视演讲的模式也纳入了研究中。由此公共情境下口语传播可能出现的样式基本上就都已经有所涵盖。
回顾这些理论，大致可以看出，学者对演讲的探讨集中在如何进行一场精彩的演讲和如何评价一场演讲这两个问题上。大众媒体对演讲效果有不可估量的放大作用，在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社会进程中，口语表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各种教人如何说话的书籍也越来越多，这些书籍偏向于实操性，但内容往往只是对上述理论的更为详细的注解，鲜有创新性的理论。
综上所述，西方文明对口语传播有极高的重视程度，并将这种重视程度一直延续至今，学者从理论、批判、应用3个方面对公共情境下的口语传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而在中国历史上，如《论语》这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著作也是对孔子在教学、生活中所说的话语的记载，中国也曾出现庄子、东方朔等具有哲学思辨且口语表达能力极强的思想家，但却缺乏对口语表达的理论性研究。清朝晚期，仁人志士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在街道、学校、工厂用一场场激动人心的演讲激发人民的爱国之情；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一场又一场对日强烈谴责的言论，坚定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加速融合，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口语传播的力量，一些公众人物，如马云、易中天、罗振宇等人，其演讲动辄过亿的点击率都说明了口语传播在东方社会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为在东方文化的公共情境下的口语传播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三、东方文化背景下，口语传播理论的差异化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文化维度用个人与集体主义、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刚柔性4个维度对一种文化进行定量研究。通过这4个维度的比较，可以发现东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口语传播的理论、批判、应用中有一些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内容，但也有一些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做出相应的调整。吉姆在其著作《非西方传播理论的观点：理论与实践》中提到，目前大多数的传播理论都有很强烈的西方文化偏见，亚洲文化中可以适度被运用和结合进行传播研究的想法和概念，并未获得西方学者的采用和理解。西方强调的是以说话者为主的沟通艺术，而亚洲文化一向重视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默契和责任共享，听话者有时候甚至在互动的过程中要背负更多的责任。
关绍箕在著作《中国传播理论》中将中国传播理论划分为语言传播理论（语意、辩论、说服）、传播规范理论（语言、行为规范）、人际观察理论（察言观色）、人际关系理论（家庭、君臣、朋友关系）、民意与报业理论5个范畴，为中国口语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5］李敬一在《华夏传播论》中指出，西方讲究事实正确，中国讲究道德正确，中国表达的最终归宿在于寻求道德上的完美。在传播技巧中，东方的“沉默是金”“祸从口出”“三缄其口”等传统思想更加倾向于含蓄、内在的表达，西方则更加直白。同时，汉语的语法结构、文字韵脚完全不同于英语和其他语言，自然也不能完全遵从西方口语传播理论对内容的分析和评判。［6］霍尔提出高低语境的概念，中国、日本等东方文化国家处于高语境，更倾向于含蓄的表达，所表达的内容往往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美国、英国等国家则属于低语境，倾向于“有话直说”的表达模式。表达方式与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国明认为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以仁义礼智作为行为准则，强调家庭、社会、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主张建立规则严明、制度分明的井然有序的社会，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集体性；道家提倡的不正和无为是沟通中一种谦让态度的体现。此外，中国文化中的“面子”“风水”“客气”等特有的文化表征，同样影响了语言的表达方式。只有在充分考虑本土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利用口语传播的理论促进实践的发展。
在当下的中国，公共情景下的口语传播呈现出两种态势。一种是越来越像西方的表达方式，如TED 等。但从中也能看到很多具有中国特点的表达，例如受师徒关系的影响，中国讲求尊师重道，学生对老师要表示充分的尊重，因此老师的讲课方式基本上是从头讲到尾，师生互动很少，老师更具有权威性，学生很少公开质疑老师的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则更注重关系的平等，大学老师在授课时可以随时被打断，学生更愿意分享自己的观点并和老师展开交流。这就要求老师根据文化的不同来设定自己的上课内容。在东西方政府领导人的发言、政府部门的发布会中，同样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语言表达的影响。西方的政府官员会把幽默、故事、更多的肢体动作融入演讲，而东方的领导人则更倾向于严肃、严谨、一丝不苟的表达方式。显然，这也是不同的文化造成的差异。
四、结语
通过对“东方公共情境下口语传播理论的应用”这一话题的文献查询和研究，笔者发现绝大部分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之上。虽然目前中国传播学界已经认识到东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并开始重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传播理论体系建设，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特有文化元素的研究上，但这些研究都立足于传播学整个学科，还没有细化到传播学的分支上，其中对独特的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口语传播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建立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口语传播理论、批判和应用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既要借鉴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又要从自身文化出发，从更多的视角看待特定文化下的传播特性，从而逐步建立具有且符合自身文化特征的理论体系。
［1］柏拉图.柏拉图对话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50-80.
［2］罗念生.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3-56.
［3］西塞罗.西塞罗全集（演说词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7.
［4］秦琍琍，李佩雯，蔡鸿滨.口语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4-44.
［5］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M］.台北：正中出版社，2000：111-112.
［6］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221.
苏晓龙，男，山东德州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硕士研究生，曾就职于扬州广播电视台及云南广播电视台，研究方向：口语传播。
韩海阔（1986—），男，天津人，本科，新华网云南频道总编辑助理，研究方向：新媒体，媒体运营。
一、引言无论是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还是东方的春秋战国时期，一对多的公共情境下的口语传播在教育及生活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文化中，对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是从小抓起的，无论是在选举现场、毕业典礼上，还是在普通宴会、大小仪式上，都会有人演讲或致辞。而在东方文化下，面对公共的演讲却并不多见。近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越来越注重口语表达的重要性，无论是课堂上的报告，还是一些公司的年会，都会采用现场口语表达的方式，大众媒体上也出现了《奇葩说》《金星秀》《吐槽大会》《我是演说家》等一系列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对口语表达的重视和实践，丰富了东方文化的公共情景下口语传播的研究素材，但目前研究理论多来源于西方，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对语言表达存在较大影响，因此学者需要考虑东方文化背景，进行理论创新，以更好地促进国内口语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二、西方公共情境下的口语传播理论西方公共演讲的历史颇为久远，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已经非常重视演讲的作用。演讲在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就是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整本书是对柏拉图口语传播过程的记录。在一篇名叫《斐德罗篇》的文章中，柏拉图指出演讲的目的是通过语言的力量来建立社会秩序，他认为演讲者应该在了解听众、事情真相、语言功能的基础上，利用说服技巧和逻辑开展演说，其目的是追求真理、崇尚道德。［1］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演讲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述，但相较于柏拉图对演讲的正面态度，亚里士多德的态度较为负面。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修辞学》中，他将演讲分为了法律性、政治性、意识性3种类型，并根据不同的类型对演讲的听众、时间、目的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讲是一种诡辩，因此他认为对演讲风格和演讲者的表达不值得进行系统性的论述。［2］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虽然对公共演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但缺少对演讲者主体的系统性论述。在《论演说稿》中，西塞罗强调演说者主体素质的高低决定演讲水平的高低，他认为一个优秀的演讲者必须是一个博学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有广泛的涉猎和了解。［3］昆提利安在《演说原理》中也强调了演说主体的重要性，他认为道德对演说来说至关重要，而道德的培养要从孩子抓起。［4］古罗马时期之后，西方对公共演说的研究陷入了长久的沉寂，直到18世纪，随着演讲运动在英国的兴起，对公共演说的理论研究又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与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一样，谢立丹认可表达的重要性，相较于对演讲文本的分析，谢立丹更注重如何去表达，他认为情感基调、表情、手势以及声音对演讲来说都至关重要。在《演说术讲座》中，他就强调了正确发音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对演讲者开展声音上的训练，同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也相当重要，也要在演讲之前开展训练。［4］不难看出，谢立丹对演讲的关注集中在了外在方面，对文本和内容的关注比较少。在之前的理论中，学者对公共演讲的分析多停留在技术层面，如分析文章的谋篇布局、强调说服技巧、注重肢体表现等，这些理论都停留在了对公共演讲的表面分析上。乔治·坎贝尔则更进一步，在《修辞哲学》一书中，他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说服效果，认为对演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20世纪之后，广播电视的出现使得公共传播从狭义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转变为包含大众媒体在内的更为宽泛的定义。1925年，学者威切恩斯根据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对演讲的相关观点，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构建出一套分析演讲的框架，被后来的学者命名为亚里士多德批评，被公认为是演讲领域中的第一个批评方法。威切恩斯对演讲者的人格特质、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人格特质、演讲对象的特质进行研究，根据主体和受众的不同，确立演讲内容、语言风格、表述方式等，这是一种对演讲主体格外关注的批评方法，但对听众的研究和重视不足，显得权重有些失衡。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广播电视的背景下，电视演讲的模式也纳入了研究中。由此公共情境下口语传播可能出现的样式基本上就都已经有所涵盖。回顾这些理论，大致可以看出，学者对演讲的探讨集中在如何进行一场精彩的演讲和如何评价一场演讲这两个问题上。大众媒体对演讲效果有不可估量的放大作用，在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社会进程中，口语表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各种教人如何说话的书籍也越来越多，这些书籍偏向于实操性，但内容往往只是对上述理论的更为详细的注解，鲜有创新性的理论。综上所述，西方文明对口语传播有极高的重视程度，并将这种重视程度一直延续至今，学者从理论、批判、应用3个方面对公共情境下的口语传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而在中国历史上，如《论语》这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著作也是对孔子在教学、生活中所说的话语的记载，中国也曾出现庄子、东方朔等具有哲学思辨且口语表达能力极强的思想家，但却缺乏对口语表达的理论性研究。清朝晚期，仁人志士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在街道、学校、工厂用一场场激动人心的演讲激发人民的爱国之情；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一场又一场对日强烈谴责的言论，坚定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加速融合，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口语传播的力量，一些公众人物，如马云、易中天、罗振宇等人，其演讲动辄过亿的点击率都说明了口语传播在东方社会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为在东方文化的公共情境下的口语传播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三、东方文化背景下，口语传播理论的差异化霍夫斯塔德提出的文化维度用个人与集体主义、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刚柔性4个维度对一种文化进行定量研究。通过这4个维度的比较，可以发现东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口语传播的理论、批判、应用中有一些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内容，但也有一些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做出相应的调整。吉姆在其著作《非西方传播理论的观点：理论与实践》中提到，目前大多数的传播理论都有很强烈的西方文化偏见，亚洲文化中可以适度被运用和结合进行传播研究的想法和概念，并未获得西方学者的采用和理解。西方强调的是以说话者为主的沟通艺术，而亚洲文化一向重视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默契和责任共享，听话者有时候甚至在互动的过程中要背负更多的责任。关绍箕在著作《中国传播理论》中将中国传播理论划分为语言传播理论（语意、辩论、说服）、传播规范理论（语言、行为规范）、人际观察理论（察言观色）、人际关系理论（家庭、君臣、朋友关系）、民意与报业理论5个范畴，为中国口语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5］李敬一在《华夏传播论》中指出，西方讲究事实正确，中国讲究道德正确，中国表达的最终归宿在于寻求道德上的完美。在传播技巧中，东方的“沉默是金”“祸从口出”“三缄其口”等传统思想更加倾向于含蓄、内在的表达，西方则更加直白。同时，汉语的语法结构、文字韵脚完全不同于英语和其他语言，自然也不能完全遵从西方口语传播理论对内容的分析和评判。［6］霍尔提出高低语境的概念，中国、日本等东方文化国家处于高语境，更倾向于含蓄的表达，所表达的内容往往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美国、英国等国家则属于低语境，倾向于“有话直说”的表达模式。表达方式与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国明认为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以仁义礼智作为行为准则，强调家庭、社会、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主张建立规则严明、制度分明的井然有序的社会，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集体性；道家提倡的不正和无为是沟通中一种谦让态度的体现。此外，中国文化中的“面子”“风水”“客气”等特有的文化表征，同样影响了语言的表达方式。只有在充分考虑本土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利用口语传播的理论促进实践的发展。在当下的中国，公共情景下的口语传播呈现出两种态势。一种是越来越像西方的表达方式，如TED 等。但从中也能看到很多具有中国特点的表达，例如受师徒关系的影响，中国讲求尊师重道，学生对老师要表示充分的尊重，因此老师的讲课方式基本上是从头讲到尾，师生互动很少，老师更具有权威性，学生很少公开质疑老师的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则更注重关系的平等，大学老师在授课时可以随时被打断，学生更愿意分享自己的观点并和老师展开交流。这就要求老师根据文化的不同来设定自己的上课内容。在东西方政府领导人的发言、政府部门的发布会中，同样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语言表达的影响。西方的政府官员会把幽默、故事、更多的肢体动作融入演讲，而东方的领导人则更倾向于严肃、严谨、一丝不苟的表达方式。显然，这也是不同的文化造成的差异。四、结语通过对“东方公共情境下口语传播理论的应用”这一话题的文献查询和研究，笔者发现绝大部分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之上。虽然目前中国传播学界已经认识到东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并开始重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传播理论体系建设，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特有文化元素的研究上，但这些研究都立足于传播学整个学科，还没有细化到传播学的分支上，其中对独特的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口语传播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建立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口语传播理论、批判和应用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既要借鉴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又要从自身文化出发，从更多的视角看待特定文化下的传播特性，从而逐步建立具有且符合自身文化特征的理论体系。参考文献：［1］柏拉图.柏拉图对话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50-80.［2］罗念生.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3-56.［3］西塞罗.西塞罗全集（演说词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7.［4］秦琍琍，李佩雯，蔡鸿滨.口语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4-44.［5］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M］.台北：正中出版社，2000：111-112.［6］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221.
苏晓龙，男，山东德州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硕士研究生，曾就职于扬州广播电视台及云南广播电视台，研究方向：口语传播。
韩海阔（1986—），男，天津人，本科，新华网云南频道总编辑助理，研究方向：新媒体，媒体运营。
文章来源：东方宝宝 网址: http://dfbbq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70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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