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2003）的论著《东方学》（Orientalism）一经问世，便在西方学术界乃至整个东、西方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由此开辟了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的先河。由于所讨论对象关涉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自问世以来，这部论著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与激烈的讨论。萨义德曾在这部论著的后记中谈及世人对此书的曲解和误读，有学者认为他的观点表现出一种反西方论的倾向而他本人表示在此书写作时并未有过这样的意识；另一些人认为萨义德是在通过此书宣扬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一些东方国家则埋怨此书没能反映出东方社会的本质……一切都令他感到《东方学》已经成为一本“集体的书”1，身为作者的他本人已经被取代。虽然任何的理论都不具有绝对的正确性，随时可能在人类历史的某一节点被推翻，但从接受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西方观察东方、描述东方的过程，就可以发现东方学的内部存在一个打破其客观性的关键性缺陷——想象视野。 一、“东方”的概念 要讨论东方学以及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首先必须厘清何谓“东方”（Orient）。无论是西方世界持续几个世纪的东方学学术研究或是萨义德对东方学研究的批判，两者都没能够清楚、彻底、正确地描述“东方”。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声明，他的本意并非要讨论真正的东方是什么，而东方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充其量是对东方这一客体的再现。事实上，不论古代、现代或是东方、西方都没有哪个集团或者个人能够表述真正的东方。根据东方学所致力于研究的实际以及萨义德的论述，“东方”这一词汇的概念应指涉至少三个方面，即本体（substance）的东方、客观的东方以及东方的“镜像”。 所谓本体的东方，属于抽象实体（abstract entity）的范畴，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第一意义上的存在”2（primary ousia）。本体的东方是不能够真正地被认识的东方，其所涵盖的内容是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只能够被部分的了解或掌握，它既是理念的存在也是实际存在的客体。人类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本体的东方的某些方面，但它的传统、精神内核的形成经过了上年甚至上亿年，短时间内不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认识、表述东方的企图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东方本质的异化，催生了客观的东方。客观的东方脱胎于但不等同于本体的东方，它可以被感知、被认识、被表述甚至被颠覆，在它面前外在于东方的西方只具有有限的能动性，只能尽力如实地观察和尽量如实地描述。客观的东方得以存在的前提是观察者怀抱着无功利性的企图、对真理和事实执着追求以及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客观的东方是一门能够秉持科学精神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是研究者们一条看不到尽头的曲折道路，通向本体的东方。 东方被西方的企图所异化的第二种结果生成了东方的“镜像”，是在本体的东方基础之上，由能够保持中立性的研究者的介入而产生。根据萨义德的论述，东方学的研究材料主要是来源于东方的各种文本，而且主要是古代的文本，具有研究材料单一的明显缺陷。学者们对这些陈旧的文本进行阅读和剖析，并最终通过表述呈现和固化了东方的形象。“镜像”与理想的客观东方相对，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本体的倒影，不能将之看作东方本身，它既与客观的东方存在差距，更不能被看作本体论的东方。 在认识东方的过程中存在两个因素——我”和“他者”，二者的互动中产生了东方概念的三个层面。若将“自我”看作本体的东方，“他者”就是外在于东方且不能轻易进入、介入东方的存在，即东方学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的西方。当他者试图认识、表述东方的时候，难以跳脱想象视野这一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滤镜”，进行观察和表述，客观的东方由此生成。而当他者所进行的不仅是理性的观察与描述，而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甚至惘顾客观事实，进行有目的、带有个人或个别集团感情色彩的再创造时，东方的“镜像”就产生了。 二、接受理论视角下东方主义批判的合理性 接受理论的出现颠覆了以往的文学批评范式。长久以来，文学理论的关注点都集中于如何通过阅读和批评接近作者在创作时的想法，作者及其作品是文学批评的绝对中心。接受理论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作者意图和文本内涵的不可知性和文学研究的动态特征，把研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读者及其阅读过程。接受理论中存在三个基本元素：作者、文本和读者。文本只能向读者提供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在作者完成文本之时这个结构被固定下来，而文本的意义和内涵则是文本中除了结构以外的未定点或空白，由不同历史时代具有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来具体化，这是接受理论的一个基本逻辑。 从对作家作品的注视到对读者及其阅读过程的注视这一转变，接受理论提醒我们由于远离了作者创作的情景和时代，穷究作者意图和作品真正的内涵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业。文本的读者永远无法回到作家创作的当下，只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语境下对作品加以解读。根据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的论述，东方学的研究建立在东方古代文本的基础上，但东方学的研究者们无法回到关于东方的文本形成的情境当中。因此通过文本还原东方本质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东方学所有表述的效果也因此具有明显的再创造、再加工的性质。 读者在接受文本的过程中，其自身的旨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避免且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东方学研究者认识、表述东方的过程也是身为 “读者”对东方的接受过程，受自身文化背景、某些偏见以及认识局限的影响，无法对东方予以最大程度上的客观表现，只能是以一个外在于东方的、甚至有点居高临下的视角对东方进行再现。东方学研究的边界和极限共同圈定了东方学学者们在观察东方的过程中无法摈弃的想象视野，其背后有着一套完整的思维逻辑体系，包含了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等各方面因素，最终表现为东方学这个庞大的表述体系。 在接受理论的语境下，想象视野指的是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就存在的一种预设，是时代、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读者个人经历、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合力作用的结果。企图“阅读”并再现东方的西方也是一个带着这种预设的“读者”，但本体的东方是一个无法百分之百予以把握的“文本”。在这个本体面前，作为“读者”的西方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脱离自身所处的时代并穿越到其他时代对东方文化、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解的。既然“读者”无法完全揣摩出“作者”的本意，就更无法全面地“转述”他所面对的这个本体，这是一个无法消除的东方学的缺陷，是自18世纪以来蓬勃发展、体系不断庞大并得到逐渐巩固的东方学研究的“阿基琉斯之踵”。 三、结语 《东方学》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无法回避的问题：东方学的本质内涵与真实的东方肯定是不同的。萨义德本人表明，他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揭示真正的东方是什么，但他依然能够并且有勇气对在西方繁荣了两百多年的学术研究体系进行批判，也许正是因为他对东方从本质上来说较低的可知性有一个根本的认识，从而对东方学的研究保持着警惕性并仔细地审视之。在东方学的发展历程中，东、西方的关系是被动与主动的关系，东方就像是博物馆展柜里的一件文物，供西方的学者专家们观察，任由他者进行背离事实的表述而无能为力。接受理论的视角改变了东方的被动状态，让东方学家变成了东方这个“文本”的“读者”、接受者，揭示出东方学研究存在的过大的主观性也即想象视野，让我们发现东方学逻辑上的不合理性。想象视野的存在注定了东方学成为一门领域内专家学者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之学科的命运。然而东方学研究不是文学创作，应该保持科学性、严谨性、客观性，是对真理的探求而不是权力话语的缔造。那么东方就不能被西方世界所代表的他者正确地认识了吗？也并非不可为，不可知性并不代表针对本体的东方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直接的对东方或者西方的描述很难做到全面客观，但却可以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照中确定彼此。萨义德在书中提出对比东方与身为他者的西方之间的差异来确定东方不是什么，通过“东方不是什么”得到“东方是什么”，但这并不是主动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东方在认识西方时为最大程度的避免主观性同样可以采用此种方法。 注释： 1.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3页 2.路传颂：《汉语哲学界关于本体论与本体的误解》，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24页. [1]管勇.再现、话语与“东方化东方”——萨义德东方主义批判新论[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02）：26-30. [2]管勇.再现的权力—萨义德文化政治批评研究[D].扬州大学，2012. [3]陈璐.萨义德《东方学》的文化启示意义[J].艺术百家，2012，28（02）：198-201. [4]赵淳.反思与质疑：萨义德和萨义德东方主义[J].外国文学，2007（02）：103-108+128. [5]陈瑛.“东方主义”与“西方”话语权力——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反思[A].东方丛刊：第3辑 [C].桂林：广西外国文学学会，2004：65-75. [6]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7]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徐晶雯（1993-），女，青海西宁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再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 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2003）的论著《东方学》（Orientalism）一经问世，便在西方学术界乃至整个东、西方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由此开辟了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的先河。由于所讨论对象关涉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自问世以来，这部论著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与激烈的讨论。萨义德曾在这部论著的后记中谈及世人对此书的曲解和误读，有学者认为他的观点表现出一种反西方论的倾向而他本人表示在此书写作时并未有过这样的意识；另一些人认为萨义德是在通过此书宣扬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一些东方国家则埋怨此书没能反映出东方社会的本质……一切都令他感到《东方学》已经成为一本“集体的书”1，身为作者的他本人已经被取代。虽然任何的理论都不具有绝对的正确性，随时可能在人类历史的某一节点被推翻，但从接受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西方观察东方、描述东方的过程，就可以发现东方学的内部存在一个打破其客观性的关键性缺陷——想象视野。一、“东方”的概念要讨论东方学以及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首先必须厘清何谓“东方”（Orient）。无论是西方世界持续几个世纪的东方学学术研究或是萨义德对东方学研究的批判，两者都没能够清楚、彻底、正确地描述“东方”。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声明，他的本意并非要讨论真正的东方是什么，而东方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充其量是对东方这一客体的再现。事实上，不论古代、现代或是东方、西方都没有哪个集团或者个人能够表述真正的东方。根据东方学所致力于研究的实际以及萨义德的论述，“东方”这一词汇的概念应指涉至少三个方面，即本体（substance）的东方、客观的东方以及东方的“镜像”。所谓本体的东方，属于抽象实体（abstract entity）的范畴，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第一意义上的存在”2（primary ousia）。本体的东方是不能够真正地被认识的东方，其所涵盖的内容是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只能够被部分的了解或掌握，它既是理念的存在也是实际存在的客体。人类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本体的东方的某些方面，但它的传统、精神内核的形成经过了上年甚至上亿年，短时间内不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认识、表述东方的企图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东方本质的异化，催生了客观的东方。客观的东方脱胎于但不等同于本体的东方，它可以被感知、被认识、被表述甚至被颠覆，在它面前外在于东方的西方只具有有限的能动性，只能尽力如实地观察和尽量如实地描述。客观的东方得以存在的前提是观察者怀抱着无功利性的企图、对真理和事实执着追求以及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客观的东方是一门能够秉持科学精神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是研究者们一条看不到尽头的曲折道路，通向本体的东方。东方被西方的企图所异化的第二种结果生成了东方的“镜像”，是在本体的东方基础之上，由能够保持中立性的研究者的介入而产生。根据萨义德的论述，东方学的研究材料主要是来源于东方的各种文本，而且主要是古代的文本，具有研究材料单一的明显缺陷。学者们对这些陈旧的文本进行阅读和剖析，并最终通过表述呈现和固化了东方的形象。“镜像”与理想的客观东方相对，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本体的倒影，不能将之看作东方本身，它既与客观的东方存在差距，更不能被看作本体论的东方。在认识东方的过程中存在两个因素——我”和“他者”，二者的互动中产生了东方概念的三个层面。若将“自我”看作本体的东方，“他者”就是外在于东方且不能轻易进入、介入东方的存在，即东方学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的西方。当他者试图认识、表述东方的时候，难以跳脱想象视野这一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滤镜”，进行观察和表述，客观的东方由此生成。而当他者所进行的不仅是理性的观察与描述，而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甚至惘顾客观事实，进行有目的、带有个人或个别集团感情色彩的再创造时，东方的“镜像”就产生了。二、接受理论视角下东方主义批判的合理性接受理论的出现颠覆了以往的文学批评范式。长久以来，文学理论的关注点都集中于如何通过阅读和批评接近作者在创作时的想法，作者及其作品是文学批评的绝对中心。接受理论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作者意图和文本内涵的不可知性和文学研究的动态特征，把研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读者及其阅读过程。接受理论中存在三个基本元素：作者、文本和读者。文本只能向读者提供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在作者完成文本之时这个结构被固定下来，而文本的意义和内涵则是文本中除了结构以外的未定点或空白，由不同历史时代具有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来具体化，这是接受理论的一个基本逻辑。从对作家作品的注视到对读者及其阅读过程的注视这一转变，接受理论提醒我们由于远离了作者创作的情景和时代，穷究作者意图和作品真正的内涵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业。文本的读者永远无法回到作家创作的当下，只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语境下对作品加以解读。根据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的论述，东方学的研究建立在东方古代文本的基础上，但东方学的研究者们无法回到关于东方的文本形成的情境当中。因此通过文本还原东方本质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东方学所有表述的效果也因此具有明显的再创造、再加工的性质。读者在接受文本的过程中，其自身的旨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避免且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东方学研究者认识、表述东方的过程也是身为 “读者”对东方的接受过程，受自身文化背景、某些偏见以及认识局限的影响，无法对东方予以最大程度上的客观表现，只能是以一个外在于东方的、甚至有点居高临下的视角对东方进行再现。东方学研究的边界和极限共同圈定了东方学学者们在观察东方的过程中无法摈弃的想象视野，其背后有着一套完整的思维逻辑体系，包含了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等各方面因素，最终表现为东方学这个庞大的表述体系。在接受理论的语境下，想象视野指的是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就存在的一种预设，是时代、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读者个人经历、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合力作用的结果。企图“阅读”并再现东方的西方也是一个带着这种预设的“读者”，但本体的东方是一个无法百分之百予以把握的“文本”。在这个本体面前，作为“读者”的西方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脱离自身所处的时代并穿越到其他时代对东方文化、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解的。既然“读者”无法完全揣摩出“作者”的本意，就更无法全面地“转述”他所面对的这个本体，这是一个无法消除的东方学的缺陷，是自18世纪以来蓬勃发展、体系不断庞大并得到逐渐巩固的东方学研究的“阿基琉斯之踵”。三、结语《东方学》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无法回避的问题：东方学的本质内涵与真实的东方肯定是不同的。萨义德本人表明，他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揭示真正的东方是什么，但他依然能够并且有勇气对在西方繁荣了两百多年的学术研究体系进行批判，也许正是因为他对东方从本质上来说较低的可知性有一个根本的认识，从而对东方学的研究保持着警惕性并仔细地审视之。在东方学的发展历程中，东、西方的关系是被动与主动的关系，东方就像是博物馆展柜里的一件文物，供西方的学者专家们观察，任由他者进行背离事实的表述而无能为力。接受理论的视角改变了东方的被动状态，让东方学家变成了东方这个“文本”的“读者”、接受者，揭示出东方学研究存在的过大的主观性也即想象视野，让我们发现东方学逻辑上的不合理性。想象视野的存在注定了东方学成为一门领域内专家学者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之学科的命运。然而东方学研究不是文学创作，应该保持科学性、严谨性、客观性，是对真理的探求而不是权力话语的缔造。那么东方就不能被西方世界所代表的他者正确地认识了吗？也并非不可为，不可知性并不代表针对本体的东方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直接的对东方或者西方的描述很难做到全面客观，但却可以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照中确定彼此。萨义德在书中提出对比东方与身为他者的西方之间的差异来确定东方不是什么，通过“东方不是什么”得到“东方是什么”，但这并不是主动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东方在认识西方时为最大程度的避免主观性同样可以采用此种方法。注释：1.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3页2.路传颂：《汉语哲学界关于本体论与本体的误解》，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24页.参考文献：[1]管勇.再现、话语与“东方化东方”——萨义德东方主义批判新论[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02）：26-30.[2]管勇.再现的权力—萨义德文化政治批评研究[D].扬州大学，2012.[3]陈璐.萨义德《东方学》的文化启示意义[J].艺术百家，2012，28（02）：198-201.[4]赵淳.反思与质疑：萨义德和萨义德东方主义[J].外国文学，2007（02）：103-108+128.[5]陈瑛.“东方主义”与“西方”话语权力——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反思[A].东方丛刊：第3辑 [C].桂林：广西外国文学学会，2004：65-75.[6]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7]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徐晶雯（1993-），女，青海西宁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再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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