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是东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影响人类的思想家，西方代表的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中国为代表有老子，孔子和孟子。此时古希腊的思想家各派林立，彼此批判，中国也百花齐放，各领风骚。而在这一时期这个两个世界都没有形成统一的集权国家，两个世界都是在各小国之间的斗争和合作中发展。春秋战国的政客和思想家如同职业经理人一样在不同的国家穿梭，良禽择木而栖，贤成择主而事，这道出了古代中国政客的心声。古希腊也一样虽然在文明上是统一的，但在政治上也是分裂的。中国各城邦在统一的文明的背景下相对独立的发展，相互之间肯定有密切的交流，学者们也是从一个城邦迁居到另一个城邦，这种发展对文明的进步都是有着积极的作用。不过历史发展到后面西方是形成了统一的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而中国则是秦汉帝国。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从西方和中国从思想上的多样化，到统一帝国之后统治者所接受的思想都有这个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将从领土，人口，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宗教等方面来分析他们的异同点。 古代中国的思想更多是经验主义的产物，格物致知等思想都是局限于你所见到的事物的启发，因此很难有所突破。古希腊哲学家思维方式和东方哲学家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在亚里士多德身上的表现最为明显。他们分析事物更多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理论体系上，先假设某个理论的的存在，然后通过各种方法去证明它的正确性，这样的思维就会极大的激发人的想象力，冲破各种束缚，因此亚里士多德在不仅在政治，哲学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且 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美学、博物学。这也为以后的自然科学发展和宗教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假设理论在自然科学的表现最为明显，有些假设随着科技的进步发现它的局限性和不适用性，就比如万有引力引力的提出和经典力学的建立解释了很多科学现象并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的发展，但是对于高速运动的物体和微观粒子经典力学就不再适用了。 假设理论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问上帝是否真正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大多会说：“先相信再理解，因信称义”等等。这就和我们的物理课程告诉我们的一样，你先要相信万有引力的存在，然后才能计算出各天体间相互的运动关系一样，如果你连万有引力都不相信，那后面的理论肯定无法继续了。 文字系统上，中国使用象形文字，在秦汉统一后文字也进一步的统一规范，古希腊使用的表音文字，到了罗马帝国又使用另一种表音文字（拉丁语），当罗马帝国灭亡后拉丁语则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名族的发音需要又演化出各种表音文字。而中国的汉字则是完全相反的命运，从而使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凝聚。 在古代希腊，人们普遍相信公民只有通过成为城邦的一员才能实现作为人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正式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些离开城邦能够生活的人不是野人就是神明。但是真正到了亚历山大占领了希腊之后，公民从政治性改变为社会性了。而中国从没有强调过人的政治属性，而且一度逍遥自由远离政治成为部分中国人的追求，中国古代人相对比较自由，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基层是宗族自治，靠乡绅、族长之类的根据乡规民约处理矛盾、调节关系。由于古代通信、交通极为不便，天高皇帝远，皇帝对普通人来说只不过是个遥远的符号而已，远没有身边的经常接触的族长、乡绅们的感觉那样具体。还有很多士大夫罢官归隐，远离朝政后都会过的很自由。 古希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追求民主和平等，但是也有着它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明确表明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这里奴隶被排除在外，还有女人也排除在外，再则参与政治的人必须在财产等各方面符合条件才可以，这样实际上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民主，而且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民主导致了各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正如他们所说的民主最后会发展到僭主政体，最后灭亡。而当马其顿灭亡了古希腊各城邦后，并没有受到全民的反抗和起义，人们也觉得当时的生活不错，过去的政体就成为一种怀念了。而中国则是虽有等级关系，但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观念深入人心，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考试或者建功立业走入上层，是一个可循环系统，虽然参与政治的人数比例很小，但是中国古人都会想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希腊有数百个城邦。我们只按 200个城邦计算，将全部人口按照80万计算，则平均每个城邦 3、4千人。这就是说，古希腊的一个“城邦”，规模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党”（500户人家）差不多，相当于当今中国一个小规模的乡、大一点的村！又，有西方专家估计，雅典一个城邦的人口就超过10万，那么，其它199个城邦的平均人口就只有1500人了。从生产资料的分配角度来考虑，因为希腊城邦都比较小，最高统治者能够积累的财富难以与其他家族等单元势力形成绝对的优势，所以很难有效的控制，加之城邦土地面积小和人口较少，这样的一个地方人们之间都可能都比较相互熟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情感上也比较友好，因此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也不会非常突出，古希腊地形以山区为主，这样的地形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很难形成冲突，因此也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世界，在这样众多城邦组成的世界，各种政治思想彼此碰撞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选举就很容易诞生了。（就当今社会，一些贫瘠的山区，因为当了村支书也不见得得到更多的财富，因此很多人也不愿意当村支书，更不会去通过物理手段去争取了）。因为城邦太小难以容下众多战败者，因此战俘一般都会被处死或者沦为奴隶，政治犯也是被处死要么被驱逐。 古希腊思想家很难有“完人”，不同的思想家都会彼此批判相互辩论，学生批评老师也比比皆是，因此各种思想的交织和碰撞出了更多美丽的火花。 柏拉图批判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当然批判的是部分观点，并非全部，亚里士多德说过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 古中国则各成一派，各个都是“圣人”，思想界学生批判老师的现象几乎没有，学生和老师彼此辩论的也是少之又少，彼此间也很少有思想的碰撞，这样就导致了思想的固化，很难得到进一步升华。 古希腊各个思想流派经常出现各式各样的辩论，而且都敢于辩论，当然最终人民会有自己的选择，比如 他们对正义的辩论：苏格拉底的对手们在一开对于什么是正义提出了诸多传统或者当时流行的定义，传统的概念如“有话实说”，“借债还钱”，“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帮助朋友，攻击敌人“，“正义是智慧”，流行的观念如智者色拉叙马霍斯等人所主张的“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格劳孔主张的正义就是强者和弱者之间利益的一种平衡或者正义就是法律的强迫等等观点都一一遭到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的驳斥。当然，在辩论的过程中，柏拉图的思想代言人苏格拉底明显采用了智者学派常用的手法，甚至不乏诡辩的色彩，最后引导它的对手们慢慢的走向了他设想的道路。 古希腊思想家在讨论建设一个怎么样的政权的时候反复强调“正义”，正义的政权，正义的个人。他们讨论建设的理想政权是为了整个城邦的人民服务，不是为了某些人，更不是为了某个人，柏拉图强调的是每个人对城邦的奉献甚至牺牲，个人的私欲都是不正义的，治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都幸福，而且偏重的是精神方面，对物质的满足和占有是反对的。总之就如同政治思想史学家恩斯特.巴克所说：“政治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宁静的理性主义，他们是立足于理性的光芒下认识世界”。理性为主导思想的确立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哲学诞生的标志。 罗马思想家西塞罗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样一种理性，自然和法律之间关系的观念：首先，“正确的理性和自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的理性能够把握自然规律。其次，这种自然的规律构成了真正的法律基础，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的理性反映。 西方人以自然法为依靠进行的不断的反传统，反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反习俗思想在西方一只存在，而在中国恰恰相反，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则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捆扎着。因为封建礼教和传统引发的悲剧举不胜举，但是鲜有新思想对其反抗。旧中国的无数人各种为顺从习俗的事迹而树碑立传。而道家思想讲求的无为而治，对于儒家思想来说就如同乒乓球从乒乓球桌弹飞，没起到修正作用。至于它说的道法自然等思想玄之又玄都太过玄虚，普通民众不大懂得也很少读它，因此很少给反对习俗上起到积极作用。或许《道德经》的真义真正能够普及给世人，这些情况会发生改变。 基督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讲的自然法则，它同时对这个自然法则加入了“爱”，为这个自然法则指明了方向，它认为自然法则会使世界变的更好。道家思想讲道法自然，讲到爱，强调无私。由于《道德经》很少举出生活故事来讲解道理，文字也太过简练，以至很多后人无法正在理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道德经》各种版本的注解，我们网上也经常看到出现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说辞，甚至有些是故意歪曲《道德经》。从这点看来我们有责任认真研究《道德经》并且对全民普及。 随着马其顿帝国对古希腊的统治而出现的犬儒学派和斯多葛派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他们更受统治阶级的推崇。犬儒学派的思想不敢说完全都是真理，但是他们的牺牲精神非常典型，犬儒学派说到：“我并不需要金银，也不需要朋友，因为正是出于对这些东西的欲求产生了人世的恶-内乱、战争，颠覆与谋杀 ……但愿这些能过远离我们，但愿我能够以少于我所应该拥有的东西生存，永远不向我应该拥有的以为的东西伸手。”他们的这种消极思想可以完全让人们丧失政治的参与激情，更不会去推翻一个强权或者暴政。这对于刚刚统治了他们的亚历山大来说无比暖心。亚历山大在拜访第欧根尼时问：“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哲学家的回答是：“有的，就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据说亚历山大事后感叹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愿意做第欧根尼。” 但愿亚历山大的真意不是“你们都去做第欧根尼吧”！ 当马其顿帝国的大一统之后，古希腊思想家也是追求的国家政权的稳定。他们本着一个基本的主题，那就是如何使一个现存的政体-无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长期稳定，如何避免在城邦中出现分裂、动乱与暴力。也就是说，“稳定”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它超越于各种政体的差别之上。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一味的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持现状，为了获得政治稳定，他也主张城邦中对某些明显的弊端的改革。亚里士多德还说到，引起人们要求变革的情绪主要原因就是：“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人占着便宜，心中充满了不平的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孔子也如是说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换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显然，随着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统治阶级和思想家所考虑的问题都会随之而变。 历史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古希腊思想在不停的演变。我们说说斯多葛派，斯多葛派之于罗马正如儒家思想之于汉朝。斯多葛派认为，虽然“世界城邦”能够为人们提供共同的生活空间，但这种城邦的来临本身取决于统治者对于自然法，即神的理性的认识并将其运用于政治生活中。在这方面，斯多葛派与柏拉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与柏拉图，同时也与传统的古希腊思想不同的是，它同时又认为，即使不依靠国家，个人也能够获得完善的生活。也就是说，完善的公民的个人生活并不必须以完善的政治秩序的存在为前提，个人只要面对诸神，面对自然，避开情感与物欲的干扰就能够求得生活的完满。实际上，斯多葛派强调，对于人生来说，只有德行才是最真实的。人可以失去财产、地位与荣誉，甚至失去身体自由，但是德行却是什么力量都无法加以剥夺的。同时，个人能否具有真正的德行，也不取决于任何其他外在的因素，而完全取决于这个人自己的心灵。 斯多葛派对于个人道德的强调和世界城邦的思想也十分合乎罗马统治者的胃口，因此这个学派成了罗马帝国早期流行于上层人物中的显学，最终被统治阶级接纳。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卷说到，几乎所有的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我们都可以说之诺以后历代所有主要的国王-都宣称自己是斯多葛派。“这和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后来这种中国的封建王朝都以儒教思想为核心一样。 中国人常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中国对这个理论实践的最到位。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就在没有真正的统一过，即使欧洲各有统一的想法，但是由于他们的表音文字，在罗马帝国崩塌以后，随之应用而生成了适应于各自的不同的语言文字系统，导致在文化的彼此有隔离。而中国不仅有着大统一的思想，而且有着能适应各种方言的汉字，因此在文化上没有隔离，因此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重新凝聚的基因，因此在中国历史每一个王朝灭亡之后动荡几年又会重新统一，并且会注入新的血液使之更加强大。这是中国最幸运的一点。 在近代由于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交通和通讯领域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缩短了各地区的距离，因此适合民主的土壤又开始形成，因此大量民主的思想又开始迸发出来，而且比古希腊更彻底更猛烈。 从古希腊城邦到马其顿帝国再到罗马帝国，是一个从松散的地区向高度集权的国家的转变，思想家所关注的也从细节向宏观转变，古希腊城邦的思想家更多讨论的是个人的幸福，而到了帝国时期更多讨论的是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甚至与暴君的出现也要进行容忍。这个发展轨迹和古代中国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发展非常相似，包括前期思想家所关注的和后期思想家所关注的，还有被统治者所采纳的思想也有着很大的相似度， 人类思想的开花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是历史对它们的选择会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和它们的领土大小，人口多少，交通和通信便利程度有着必然的联系。 [1]魏三原.在东西方哲学比较视域中探析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J].陇东学院学报，2019，30(03)：88-91. [2]林永莲.东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差异对服饰文化艺术发展的影响[J].艺术教育，2018(21)：215-216. [3]方玲玲. 东西方审美态度研究[D].延边大学，2018. [4]李智勇，杨丽娟.加强东西方生命哲学思想的认识——树立科学的生命观[J].课程教育研究，2018(13)：70-71. [5]汤婕. 东西方古代建筑中关于数的观念之比较研究[D].湖南大学，2015. [6]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是东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影响人类的思想家，西方代表的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中国为代表有老子，孔子和孟子。此时古希腊的思想家各派林立，彼此批判，中国也百花齐放，各领风骚。而在这一时期这个两个世界都没有形成统一的集权国家，两个世界都是在各小国之间的斗争和合作中发展。春秋战国的政客和思想家如同职业经理人一样在不同的国家穿梭，良禽择木而栖，贤成择主而事，这道出了古代中国政客的心声。古希腊也一样虽然在文明上是统一的，但在政治上也是分裂的。中国各城邦在统一的文明的背景下相对独立的发展，相互之间肯定有密切的交流，学者们也是从一个城邦迁居到另一个城邦，这种发展对文明的进步都是有着积极的作用。不过历史发展到后面西方是形成了统一的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而中国则是秦汉帝国。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从西方和中国从思想上的多样化，到统一帝国之后统治者所接受的思想都有这个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将从领土，人口，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宗教等方面来分析他们的异同点。古代中国的思想更多是经验主义的产物，格物致知等思想都是局限于你所见到的事物的启发，因此很难有所突破。古希腊哲学家思维方式和东方哲学家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在亚里士多德身上的表现最为明显。他们分析事物更多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理论体系上，先假设某个理论的的存在，然后通过各种方法去证明它的正确性，这样的思维就会极大的激发人的想象力，冲破各种束缚，因此亚里士多德在不仅在政治，哲学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且 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美学、博物学。这也为以后的自然科学发展和宗教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假设理论在自然科学的表现最为明显，有些假设随着科技的进步发现它的局限性和不适用性，就比如万有引力引力的提出和经典力学的建立解释了很多科学现象并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的发展，但是对于高速运动的物体和微观粒子经典力学就不再适用了。假设理论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问上帝是否真正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大多会说：“先相信再理解，因信称义”等等。这就和我们的物理课程告诉我们的一样，你先要相信万有引力的存在，然后才能计算出各天体间相互的运动关系一样，如果你连万有引力都不相信，那后面的理论肯定无法继续了。文字系统上，中国使用象形文字，在秦汉统一后文字也进一步的统一规范，古希腊使用的表音文字，到了罗马帝国又使用另一种表音文字（拉丁语），当罗马帝国灭亡后拉丁语则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名族的发音需要又演化出各种表音文字。而中国的汉字则是完全相反的命运，从而使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凝聚。在古代希腊，人们普遍相信公民只有通过成为城邦的一员才能实现作为人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正式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些离开城邦能够生活的人不是野人就是神明。但是真正到了亚历山大占领了希腊之后，公民从政治性改变为社会性了。而中国从没有强调过人的政治属性，而且一度逍遥自由远离政治成为部分中国人的追求，中国古代人相对比较自由，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基层是宗族自治，靠乡绅、族长之类的根据乡规民约处理矛盾、调节关系。由于古代通信、交通极为不便，天高皇帝远，皇帝对普通人来说只不过是个遥远的符号而已，远没有身边的经常接触的族长、乡绅们的感觉那样具体。还有很多士大夫罢官归隐，远离朝政后都会过的很自由。古希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追求民主和平等，但是也有着它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明确表明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这里奴隶被排除在外，还有女人也排除在外，再则参与政治的人必须在财产等各方面符合条件才可以，这样实际上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民主，而且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民主导致了各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正如他们所说的民主最后会发展到僭主政体，最后灭亡。而当马其顿灭亡了古希腊各城邦后，并没有受到全民的反抗和起义，人们也觉得当时的生活不错，过去的政体就成为一种怀念了。而中国则是虽有等级关系，但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观念深入人心，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考试或者建功立业走入上层，是一个可循环系统，虽然参与政治的人数比例很小，但是中国古人都会想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希腊有数百个城邦。我们只按 200个城邦计算，将全部人口按照80万计算，则平均每个城邦 3、4千人。这就是说，古希腊的一个“城邦”，规模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党”（500户人家）差不多，相当于当今中国一个小规模的乡、大一点的村！又，有西方专家估计，雅典一个城邦的人口就超过10万，那么，其它199个城邦的平均人口就只有1500人了。从生产资料的分配角度来考虑，因为希腊城邦都比较小，最高统治者能够积累的财富难以与其他家族等单元势力形成绝对的优势，所以很难有效的控制，加之城邦土地面积小和人口较少，这样的一个地方人们之间都可能都比较相互熟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情感上也比较友好，因此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也不会非常突出，古希腊地形以山区为主，这样的地形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很难形成冲突，因此也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世界，在这样众多城邦组成的世界，各种政治思想彼此碰撞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选举就很容易诞生了。（就当今社会，一些贫瘠的山区，因为当了村支书也不见得得到更多的财富，因此很多人也不愿意当村支书，更不会去通过物理手段去争取了）。因为城邦太小难以容下众多战败者，因此战俘一般都会被处死或者沦为奴隶，政治犯也是被处死要么被驱逐。古希腊思想家很难有“完人”，不同的思想家都会彼此批判相互辩论，学生批评老师也比比皆是，因此各种思想的交织和碰撞出了更多美丽的火花。 柏拉图批判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当然批判的是部分观点，并非全部，亚里士多德说过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 古中国则各成一派，各个都是“圣人”，思想界学生批判老师的现象几乎没有，学生和老师彼此辩论的也是少之又少，彼此间也很少有思想的碰撞，这样就导致了思想的固化，很难得到进一步升华。古希腊各个思想流派经常出现各式各样的辩论，而且都敢于辩论，当然最终人民会有自己的选择，比如 他们对正义的辩论：苏格拉底的对手们在一开对于什么是正义提出了诸多传统或者当时流行的定义，传统的概念如“有话实说”，“借债还钱”，“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帮助朋友，攻击敌人“，“正义是智慧”，流行的观念如智者色拉叙马霍斯等人所主张的“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格劳孔主张的正义就是强者和弱者之间利益的一种平衡或者正义就是法律的强迫等等观点都一一遭到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的驳斥。当然，在辩论的过程中，柏拉图的思想代言人苏格拉底明显采用了智者学派常用的手法，甚至不乏诡辩的色彩，最后引导它的对手们慢慢的走向了他设想的道路。古希腊思想家在讨论建设一个怎么样的政权的时候反复强调“正义”，正义的政权，正义的个人。他们讨论建设的理想政权是为了整个城邦的人民服务，不是为了某些人，更不是为了某个人，柏拉图强调的是每个人对城邦的奉献甚至牺牲，个人的私欲都是不正义的，治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都幸福，而且偏重的是精神方面，对物质的满足和占有是反对的。总之就如同政治思想史学家恩斯特.巴克所说：“政治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宁静的理性主义，他们是立足于理性的光芒下认识世界”。理性为主导思想的确立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哲学诞生的标志。罗马思想家西塞罗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样一种理性，自然和法律之间关系的观念：首先，“正确的理性和自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的理性能够把握自然规律。其次，这种自然的规律构成了真正的法律基础，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的理性反映。西方人以自然法为依靠进行的不断的反传统，反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反习俗思想在西方一只存在，而在中国恰恰相反，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则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捆扎着。因为封建礼教和传统引发的悲剧举不胜举，但是鲜有新思想对其反抗。旧中国的无数人各种为顺从习俗的事迹而树碑立传。而道家思想讲求的无为而治，对于儒家思想来说就如同乒乓球从乒乓球桌弹飞，没起到修正作用。至于它说的道法自然等思想玄之又玄都太过玄虚，普通民众不大懂得也很少读它，因此很少给反对习俗上起到积极作用。或许《道德经》的真义真正能够普及给世人，这些情况会发生改变。基督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讲的自然法则，它同时对这个自然法则加入了“爱”，为这个自然法则指明了方向，它认为自然法则会使世界变的更好。道家思想讲道法自然，讲到爱，强调无私。由于《道德经》很少举出生活故事来讲解道理，文字也太过简练，以至很多后人无法正在理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道德经》各种版本的注解，我们网上也经常看到出现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说辞，甚至有些是故意歪曲《道德经》。从这点看来我们有责任认真研究《道德经》并且对全民普及。随着马其顿帝国对古希腊的统治而出现的犬儒学派和斯多葛派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他们更受统治阶级的推崇。犬儒学派的思想不敢说完全都是真理，但是他们的牺牲精神非常典型，犬儒学派说到：“我并不需要金银，也不需要朋友，因为正是出于对这些东西的欲求产生了人世的恶-内乱、战争，颠覆与谋杀 ……但愿这些能过远离我们，但愿我能够以少于我所应该拥有的东西生存，永远不向我应该拥有的以为的东西伸手。”他们的这种消极思想可以完全让人们丧失政治的参与激情，更不会去推翻一个强权或者暴政。这对于刚刚统治了他们的亚历山大来说无比暖心。亚历山大在拜访第欧根尼时问：“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哲学家的回答是：“有的，就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据说亚历山大事后感叹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愿意做第欧根尼。” 但愿亚历山大的真意不是“你们都去做第欧根尼吧”！当马其顿帝国的大一统之后，古希腊思想家也是追求的国家政权的稳定。他们本着一个基本的主题，那就是如何使一个现存的政体-无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长期稳定，如何避免在城邦中出现分裂、动乱与暴力。也就是说，“稳定”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它超越于各种政体的差别之上。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一味的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持现状，为了获得政治稳定，他也主张城邦中对某些明显的弊端的改革。亚里士多德还说到，引起人们要求变革的情绪主要原因就是：“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人占着便宜，心中充满了不平的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孔子也如是说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换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显然，随着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统治阶级和思想家所考虑的问题都会随之而变。历史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古希腊思想在不停的演变。我们说说斯多葛派，斯多葛派之于罗马正如儒家思想之于汉朝。斯多葛派认为，虽然“世界城邦”能够为人们提供共同的生活空间，但这种城邦的来临本身取决于统治者对于自然法，即神的理性的认识并将其运用于政治生活中。在这方面，斯多葛派与柏拉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与柏拉图，同时也与传统的古希腊思想不同的是，它同时又认为，即使不依靠国家，个人也能够获得完善的生活。也就是说，完善的公民的个人生活并不必须以完善的政治秩序的存在为前提，个人只要面对诸神，面对自然，避开情感与物欲的干扰就能够求得生活的完满。实际上，斯多葛派强调，对于人生来说，只有德行才是最真实的。人可以失去财产、地位与荣誉，甚至失去身体自由，但是德行却是什么力量都无法加以剥夺的。同时，个人能否具有真正的德行，也不取决于任何其他外在的因素，而完全取决于这个人自己的心灵。斯多葛派对于个人道德的强调和世界城邦的思想也十分合乎罗马统治者的胃口，因此这个学派成了罗马帝国早期流行于上层人物中的显学，最终被统治阶级接纳。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卷说到，几乎所有的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我们都可以说之诺以后历代所有主要的国王-都宣称自己是斯多葛派。“这和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后来这种中国的封建王朝都以儒教思想为核心一样。中国人常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中国对这个理论实践的最到位。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就在没有真正的统一过，即使欧洲各有统一的想法，但是由于他们的表音文字，在罗马帝国崩塌以后，随之应用而生成了适应于各自的不同的语言文字系统，导致在文化的彼此有隔离。而中国不仅有着大统一的思想，而且有着能适应各种方言的汉字，因此在文化上没有隔离，因此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重新凝聚的基因，因此在中国历史每一个王朝灭亡之后动荡几年又会重新统一，并且会注入新的血液使之更加强大。这是中国最幸运的一点。在近代由于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交通和通讯领域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缩短了各地区的距离，因此适合民主的土壤又开始形成，因此大量民主的思想又开始迸发出来，而且比古希腊更彻底更猛烈。从古希腊城邦到马其顿帝国再到罗马帝国，是一个从松散的地区向高度集权的国家的转变，思想家所关注的也从细节向宏观转变，古希腊城邦的思想家更多讨论的是个人的幸福，而到了帝国时期更多讨论的是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甚至与暴君的出现也要进行容忍。这个发展轨迹和古代中国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发展非常相似，包括前期思想家所关注的和后期思想家所关注的，还有被统治者所采纳的思想也有着很大的相似度，人类思想的开花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是历史对它们的选择会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和它们的领土大小，人口多少，交通和通信便利程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参考文献】[1]魏三原.在东西方哲学比较视域中探析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J].陇东学院学报，2019，30(03)：88-91.[2]林永莲.东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差异对服饰文化艺术发展的影响[J].艺术教育，2018(21)：215-216.[3]方玲玲. 东西方审美态度研究[D].延边大学，2018.[4]李智勇，杨丽娟.加强东西方生命哲学思想的认识——树立科学的生命观[J].课程教育研究，2018(13)：70-71.[5]汤婕. 东西方古代建筑中关于数的观念之比较研究[D].湖南大学，2015.[6]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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